（一）
关于购书的回忆，能回溯到我幼儿园中班的时候。
那时大概5岁左右，我家刚刚从幸福新村搬到不远的中山七路。每天下午放学，母亲都会带我走过荔湾路南端的最后一小段，回到中山七路的家中。那时候父亲工作很忙，一个月能在家的时间可能也就几天。我记得走出商业厅幼儿园，看着大约二三十米处幸福新村小区出口外，荔湾路上车水马龙，每次我都会问母亲“爸爸今晚返屋企吗（爸爸今晚回家吗）？”
身后是安静的小区，面前则是繁华的都市，现在看起来，这个场景多少有点metaphor。母亲的回答差不多都是那样，我已记不太清，而我总会接着问：“佢几时返啊（他什么时候回家呀）？”这慢节奏的对话来到这里时，我们已经走出了幸福新村，右转，来到荔湾路上。
小时候的回忆总是干净晴朗的，所以我也记不起那会儿有什么“城管”这玩意儿。荔湾路上有不少商铺，其中差不多有一半，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依然继续经营。而当年，这些商铺前面有不少人摆着地摊，只要不妨碍顾客走进店铺，店老板们多半是通融的。虽然传说中那会儿人们疯传“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广州还可能是这种逐利主义的先锋，但人们之间彼此谅解的温情，在被一个疯狂的时代压制三十年后，又重新勃发。
今天走在广州街头，恐怕难以看到有人摆地摊卖书。一则因为早在我上中学的年代，读书已成为一种过时老土的行为，二则可能书的重量不适于与城管玩儿老鹰抓小鸡游戏时一收垫地布就跑的游击战略。比较适当的做法，则是在自行车尾座上钉一个木匣子，里面放满大多数没营养的大合集盗版书——《货币战争》、《于丹全集》、《中国不高兴》等；中间掺杂着稍微能吸引穷上班族目光的经典合集——张爱玲、村上春树；如果靠近大专院校，可能还有基本英文原版书——《魔戒》、《哈利波特》、过期的《时代》周刊、以及双语版的《圣经》。这种小车如今在广州、北京这两个我生活的城市的一些街角、地下道能偶尔看到。
说了这许多不相干的，让我们回到二十年前。
当母亲和我走到荔湾路上，总有这么一个小摊，大概一米乘两米的大小，上面摆着许多书，新的，彩色的书。摊主一般是一个老妇人或者胡子拉碴的中年男子，现在想来可能是母子。这个小书摊多少能说明他们的商业意识，因为这上面大多是儿童书。母亲为了安抚我——也可能是不想让我再在同一个问题上问个没完，她总是会停在这里，让我翻一会儿书。如果那个星期的家庭开支允许，还会给我买一两本我喜欢的。
这上面的书以童话、民间传说、神话的绘图本为主。接近方形的开本，每页整整齐齐地有六格画，画下面是两到三行的文字，正适合我阅读。我忽然想起现在市场上流通的四拼一盗版漫画合集，尽管我很想在这篇文章里为一九八九这个美好的年代争辩，说这些书都是正版的——至少它们的装帧与印刷质量甚至比今天许多正版书还要好，但也许盗版就是盗版，无论那个年头是否有美好的回忆。
小摊为我提供了不少童书，绝大多数是外国故事：格林、安徒生、王尔德、一千零一夜、希腊神话等。尽管在我家那物质匮乏的几年里，小朋友们能拿出心爱的玩具玩耍时我的书包总空空如也，但我知道的故事却是最多，也让我意识到，人的充实，既可以看书包里有没有进口的变形金刚玩具，也可以看他心中知道多少。
（二）
我其实很喜欢“书摊”这东西。一两把大遮阳伞，下面是能活动的小推车、架子、板凳、木板、或者更多更多拉拉杂杂的事物。叫卖的除了每天的日报晚报，也有各种各样的杂志，以及其他书刊。世界上找不到形状一样的两个书摊，也找不到销售书刊完全相同的。
书摊似乎已经能划为合法经营的范畴，因为从没见过城管找书摊老板的麻烦。而且书摊似乎都是各自占据一个路段，绝无争抢生意之攸。
这和北京常见到的书报亭不一样。北京最近十几年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上飞奔得义无反顾。我在九七年第一次来北京，所留下的印象竟与六年后二度重游迥异非常。刚开始看到北京街头的书报亭，金属整齐的质感，看上去确实比起那些随性而搭造的书报摊要整齐漂亮，但看不多便觉乏味。
说起书摊，我总会想起戴望舒关于法国书摊的游记，只是塞纳河沿岸的大小书摊随处可见的各式珍本，在广州难觅芳踪。这些个大大小小的书摊，甚至种类也不如整齐划一的北京书报亭那样多样，你总需寻访不同的摊位，以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少年时代关于广州的探险，也正是从要勾画属于自己的书摊地图开始。时至今天我还能回想起那许多自己常去的街头巷尾，历数各家经营偏重：这家可以买到最新的游戏杂志，这家摊主是个漫画迷，时评杂志去那家最全，如果偶尔要找一些社会猎奇、胡侃高层政治，则还是要去某两个摊位最适宜。这种寻宝游戏，让我可以消磨许多放学后的多余时光，也让我在一个个小书摊的消失中感受这个城市的变迁。
（三）
家附近有一家园林书店，是我在小学时常去的地方。那会儿我曾经是个武侠迷，常和好友在那里看武侠小说，以及拳谱。有那么一套书，忘了是哪家出版社的杰作，是一套拳谱，大概有《铁线拳》、《虎鹤双形拳》、《工字伏虎拳》之类的，里面每一页都有一个长着大肚腩，面貌不甚美观的中年男人示范动作。每次去我都尝试记住几招，好在学校有机会施展一下。过了那个狂热劲之后，我开始什么书都随便翻看，现在还余一点儿记忆的，大概是李银河的《虐恋亚文化》，里面引用的一则小说中描述性虐待前戏的场景。
我也没少在这家书店购买“世界名著”，只有这些是我能够堂而皇之带回家，而家长不过问的。这当中最深印象的是纳吉布·马哈福兹的《续天方夜谭》。由于前述自小对民间传说感兴趣的缘故，我也以为这本书是类似的作品，估计我的父母也是这样认为的——反正他们一般只看标题。里面有一些刺激、香艳的内容，多少给那早熟的性意识带来些快乐，而直到多年后我才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曾获得诺奖，但书中深蕴的含义却被年幼无知忽略。逐渐长大，这里为我提供了如乔斯坦贾德的《纸牌的秘密》、《苏菲的世界》，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鲁迅、戴望舒、徐志摩等许多人的作品；那年头还有湖南科技出版社很经典的“第一推动丛书”系列，甭管看得懂看不懂，《时空本性》、《时间之箭》、《原子中的幽灵》等科普读物都被我囫囵吞掉。初中结束以前，我的许多书都从这个书店购入。而在我的文学兴趣变得广泛之后，才迟钝地发现，大量的教参、生活类、励志类的书侵蚀了那些真正有营养的印刷品的空间。园林书店对我不再有意义，而它亦在四五年前倒闭，铺面租给了别人，搞了餐饮业。最后一次到那里，整个书店几乎都是教参、菜谱、经营、励志这些垃圾印刷品。我进去看了一眼，就匆匆离开，算是永别了一个曾经的乐园。
园林书店的历史也是广州绝大多数书店的历史。在我扩张了自己的行动区域，探索到更多书店之后，基本上能看到的发展状况都是这般。曾经西华路和人民路交界的大洋书城是我最爱的去处。大洋书城大概在我初三那年开业，我曾为那里能有整整一个书架放满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系列而兴奋莫名，无论看得懂看不懂，总要抽出一本来翻翻。像《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空想社会主义三大明珠的《乌托邦》、《太阳城》、《基督城》这些空想社会主义时代著作，就是在这个阶段读完的。然而大洋书城的陷落更加快速。在我离穗赴京上学的第一年结束，重游故地，书城营业面积已经缩减一半，另一半划给百货销售。不出三年，大洋书城彻底完蛋。
即便是天河购书中心，我也不知道它现在是否还活着。第一次去购书中心是在其正式营业之始，那会儿天河区还是个荒僻“郊区”，广州的第一高楼还是“63层”的时候。母亲也不熟那一块儿，我们母子两人坐车到天河，步行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初中的时候，我大概每三个月去那儿采购一番，这习惯没在高中延续下来，大二、大三再去探访时，书籍销售的空间已经缩减许多，体育用品以及一些小商铺开始多起来，我便知道购书中心将迎接什么命运。
类似的从大书店开始，试图无所不包地经营，到后来逐渐地割地给其他行业，直到关张的悲剧不断上演。时至今日广州的大书店数量已不复当年，小书店艰难维生之余，也无法真正给社区供养，只有教参、网络小说、言情小说、营销、励志、生活类书籍能有销路。对一个真正想要读书的读者而言，在广州，他永远都是过时的土人。
在我第一次察觉那些“没什么用处”的书籍逐渐进犯我所喜爱的书籍的陈列架时，我开始意识到城市的变化，那时候我正读初中，城市变化的明显标志是地铁一号线的正式投入使用。偶尔我会骑车重游小时候常流连的地方，却发现风景不再。以前曾宽阔的人行道变得逼仄，小学五、六年级时还天天放学在路上踢球，到了初中，因为要扩宽机动车道，人行道只能缩小自己的空间。
除此之外，每一年，我都能发现自己习惯光顾的书摊又少了一两个。食肆越来越多，商厦、大型购物中心、购物街越来越多。也有试图顽强余生的小书店出现，但能撑过三年就很不错。中学阶段，我能发现有阅读课本和教参以外书籍兴趣的人，大概十个手指头能数完。年轻人们的讨论话题，除了时尚、娱乐八卦、体育明星、电脑游戏外，再找不到别的。这么多年都是如此，城市在剧烈变迁，但人心却顽固如石。
当广州市政府打算拆除西关老城区那些巷子里的旧屋以及一些旧骑楼时，许多广州人怨声连连，理由无外乎是历史文化建筑等。甚至连一个老电影院的拆除，都有人大抒不舍之情，认为市政府应该保留这些能够代表广州历史的老建筑。但我从来没看到有广州人因为一个好书店的日暮途穷而发愿挽留与拯救。网络上每每有地域讨论，广州网民总要标榜这是个生活化的城市，广州的饮食文化多么发达，广州人多么会生活。可难道不是只有肉猪才会把饮食和生活对等起来吗？广州或许不该叫羊城，猪市能更符合这种市民哲学。也就是因为这种将物欲放在第一位的粤地民风，难怪鲁迅不喜这座城市，而像广东本土的康、梁这类近现代有学识与志向之人，也要舍家北上寻求施展宏图的机会。也许这里，到最终只能留下技术劳工，而难得真正的大家。
（四）
其实这篇文章的缘起，是为了纪念第三极的倒闭。却不知为何，开始回忆起我和书店的故事。
在北京这几年，我和书店没有太多恋情。地坛书市只去过一次，在大街小巷寻访小书店的儿时兴致亦不复再。大概也是因为北京宽阔的路面，书店小小的门面难以引人注意，所以我去的最多的，是第三极书局。
第三极倒闭，多多少少和与海淀图书大厦价格战有关。民营书店既要面对亚马逊卓越这些洋买办，又得与国营书店竞争，能像第三极这样苦苦支撑实属不易。也是因为出现了第三极这样一个竞争者，才迫使老大哥新华书店也不得不纾尊降贵，以一种较之往日更友好的姿态面对消费者。现如今第三极败下阵来，只恐怕背后有国家资源撑腰的国营书局，又能再次板起它傲慢的嘴脸。想起西单购书大厦里那些让人不堪的服务，真让人背脊骨发寒。
之前数落了广州一大通，其实北京也好不到哪儿去。如果不是有政府撑腰，我想那些大国营书店也只能一个个倒下。西单图书大厦其实已显出颓势。七年前去那儿，服务虽然不好，书籍排列虽然混乱，好歹也是有不少好书，但现在也开始走了下坡路，不断增加那些纯粹让地球不断变暖升温的垃圾印刷品的地盘。
我想这也不能怪大家不读书，在一个要花一辈子劳动所得才能换来一个蜗居之地的国家，人又怎能有闲心读书呢？至于众多民营书店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恐怕也与他们无关。在一个靠翻译与写作不能养活自己的国家，凭什么要求别人不许为物质堕落呢？
（五）
我还是相信明天的，就跟我相信一个自由的年代会到来一样。
书店如果仅仅担负起销售的职能，它会被大众抛弃也不是什么怪事。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现在国内大多数的书店也只能担负起这样的职能。但我相信一个书店在公民社会中，它的城市功能是多样的，比如像单向街书店就是这样的例子。
回头看，广州也不至于在文化方面真的如此一无是处，至少，我们还有博尔赫斯书店这样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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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后来有点儿乏了，猫头虫尾的，又是一个通宵，匆匆起了个烂俗的标题，赶紧去睡觉吧。
1月28日Edit：作为对那本来想小小论述可又中途而废的第五部分的一个补充，推荐阅读廖伟棠先生的《禁果之味》。
在听说了它的存在好几年之后，我终于弄到了一本扎米亚金写的《我们》，在这焚书的年代里，这是文学珍品之一。
